今年初，2023年上海市守法普法工作要點正式公布，明確要求打造嵌入式、融合式、浸潤式“三式”普法大格局，努力解決普法供給和受眾之間的“兩張皮”問題。

“近年來，上海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普法理念和工作導向，堅持理念創新、方式創新和文化創新，持續推進普法供給側改革，走好全民普法的群眾路線。”上海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吳堅勇說，今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開局之年，也是全面落實“八五”普法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要通過“三式”普法，進一步提升普法效能，提高人民群眾對普法工作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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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嵌入

“洋洋灑灑幾萬字的商務合同，如何排雷？”臺上是作為講師的松江區人民法院商事審判庭法官李琛，臺下是轄區內100余家企業負責人，這堂由法官主講的“商事合同風險規避”課程，在嵌入“松法講堂”后，被精準地傳授給普法受眾。

據悉，“松法講堂”是松江區法院為臨港松江科技城量身打造的“送法進園區”基層普法和依法治理的特色服務品牌。

“新領域、新業態需要新規范和新視野，我們為企業提升合規性審查能力降低經營風險送去了及時雨。這種將普法與實踐相結合、專業能力與企業需求相結合的嵌入式普法精準滿足了受眾的普法需求。”松江區法院院長陳昌說。

“所謂嵌入式普法，就是根據不同受眾不同需求，精準地將其所需的普法內容嵌入社會治理、立法執法司法和優化營商環境的各個環節里，讓受眾在實際應用中收獲法治知識、感知法治力量、鞏固法治成果。”上海市司法局普法與依法治理處處長張婷婷說。

為此，上海將普法工作精準嵌入“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一江一河”沿線法律服務高地建設中。依托虹橋國際中央法務區、黃浦外灘法律服務集聚帶、靜安全球服務商計劃、松江G60科創走廊法律服務中心、虹口高端航運法律服務平臺等一系列優勢平臺打好普法工作的“嵌入牌”。

同時，上海將普法嵌入基層立法聯系點、基層法治觀察點、市政府立法研究基地、行政復議基層服務點等窗口平臺，拉網式捕捉普法需求，引領群眾有序參與，切實在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實現精準普法。

據了解，嵌入式普法已成為上海推進“八五”普法的工作常態。在社會治理方面，上海形成了誰管理誰普法、誰服務誰普法的良好氛圍；在法治建設領域，形成了誰立法誰普法、誰執法誰普法的思想自覺；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則形成了政府搭臺多方參與、形式多樣注重實效的普法合力。

多方融合

其實早在“七五”普法期間，上海就創新提出了“融普法”概念，尤其在“八五”普法開展以來，上海進一步將“融普法”工作走深走實，通過加強載體融合、供需融合、陣地融合和文化融合，走出了一條具有上海辨識度的融合式普法新路子。

在載體融合方面，上海構建了多元普法新載體，打通了線上、線中、線下的普法邊界。其中，由“上海法網”提供線上咨詢，12348提供熱線咨詢，公共法律服務站提供家門口咨詢；同時在各級司法行政部門主導下，涌現出一大批如“法萌普法”“愛法課堂”等專業普法團隊和普法品牌，創建了一大批如“嘉定法寶”“閔曉法”等普法新媒體，形成了橫到邊縱到底、各自獨立又相互融合的媒體矩陣。

在供需融合方面，上海以社會協同為支撐，廣泛動員各方社會力量參與法治宣傳，組織律師、法學教授和實務部門專家成立普法講師團，依托社區服務中心，將普法主體與受眾兩大角色有機融合，以“社會化”加深人民群眾的普法共振感和獲得感。

在陣地融合方面，上海建立了市、區、街道和家門口的四級立體普法宣傳陣地網絡，并在各區打造一批各具特色、普惠性的重點法宣陣地，涌現出一大批特色鮮明的法宣品牌。

在文化融合方面，上海首創“上海法治文化節”，將法治文化與紅色文化、江南文化有機融合，并充分利用文化融合的力量，不斷提升普法效能。

“普法宣傳在于入腦入心，融合式普法實現了普法宣傳從平面到立體、從線上到線下的全面融合，讓普法內容更能為老百姓理解和接受，從而實現普法主體與受眾之間的同頻共振。”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羅培新說。

巧妙浸潤

“上好法治第一課，扣好人生第一粒紐扣”已成為上海推進普法進校園的普遍共識。

“我們將法治課程納入基礎課范疇，使法治教育真正成為學生必修課，使他們在日常學習中耳濡目染法治的光輝，在潤物細無聲中受到法治熏陶。”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孫真榮說。

為此，上海各區紛紛打造“十分鐘法治文化圈”，通過“連線”法治公園、法治微景觀、法治長廊，讓法治元素無處不在；在公交、地鐵、商圈、景區、社區廣泛開發普法空間，提升浸潤式普法效能。

在“八五”普法中，上海首次將紅色法治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作為浸潤式普法的形式提出來，要求充分挖掘紅色文化中的法治基因，建設一批以紅色法治文化為主題的法治宣傳教育陣地，講好法治故事，讓人民群眾在了解歷史、聆聽故事中感受法治力量。

早在兩年前，上海就創新上線了“上海城市法規全書”應用系統，至今已是2.0版，這一舉措可以讓人民群眾在上網搜索自己所需的法律法規中，即時獲取相關法律知識。

此外，上海還推出了“菜單式”“訂單式”普法，根據受眾所需編制普法清單，開展有針對性的法治宣傳教育活動，真正將普法轉化為人民群眾的內在需求。